我国地域辽阔，涉及两岸四地，另外中医骨科在我国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就我国大陆地区西医骨科发展情况作一简述。

　　一、骨科的启蒙时期(1921—1949年)

　　20世纪初，西医骨科在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仅在少数几个城市开展。在此期间，旧中国一些出国留学深造的医学生相继回国。191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的牛惠生教授和1925年在美国Rush医学院毕业的孟继懋教授回国后均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从事教学和骨科临床工作;1937年叶衍庆教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院进修骨科，获骨科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上海仁济医院和Marshall Jackson Polyclinic开展工作。屠开元教授1930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于1933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Bohler教授指导下进修骨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回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骨科主任。此外，从国外回来的骨科医师还有赵长林教授(1940年)、方先之教授(1936年)、陈景云教授(1940年)，他们都曾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任职。20世纪40年代出国深造陆续回国的还有陆裕朴教授、王桂生教授、过邦辅教授、谢锡奈教授、杨克勤教授、冯传汉教授、沈天爵教授、何天琪教授、范国声教授、陶甫教授、田武昌教授、周润综教授等，他们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骨科论文并出版了许多骨科专著。在这一阶段，诸多前辈共同努力，填补了一个个空白，在神州大地开创了西医骨科。

　　1.第一个骨科专业：192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业组，开展骨折治疗、畸形矫正、关节成形等手术，美国人George Wilson Van Gorder成为首任主任。1922年，George Wilson Van Gorder首次应用关节成形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1937年，Leo J. Miltner根据旧中国很多妇女缠足因而出现各种足部畸形的情况，撰写了相关论文，并在J Bone Joint Surg发表。孟继懋(1897—1980)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骨科主任，1935年，孟继懋与Leo J. Miltner合著的《Primer on Fracture and Dislocation》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本现代骨折教材，在传播骨与关节创伤的治疗理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孟继懋教授首创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孟氏截骨术(1941年)和孟氏肩关节融合术(1945年)，并于1957年为创建北京积水潭医院做出了巨大贡献。

　　2.第一个骨科医院：1928年牛惠生(1891—1937)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1944年方先之(1906—1968)在天津建立我国第二所骨科医院——天津医院，他在国内首先应用骨折内固定治疗骨折，早在1939年就引进Sherman钢板螺钉，1952年被聘为天津医学院骨科教授。方先之教授的主要贡献是在抗结核药物的保护下，进行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治疗。此项工作开始于1946年，积累了1 000余例的临床经验，并于1957年出版了相关的论著。此外，方先之教授还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骨折。陆裕朴教授，20世纪40年代曾在美国Iowa大学医学院进修骨科，并随Sterling Bunnell从事手外科专业，他及其同事对先天畸形矫正、周围神经修复与愈合、骨形态发生蛋白以及骨肿瘤均有深入的研究。

　　3.骨科学会雏形：1937年中华医学会总会在上海成立了骨科小组，其成员有：牛惠生、朱履中、胡兰生、叶衍庆、孟继懋、任廷桂等，是我国骨科学会的雏形。

　　二、骨科的发展时期(1949—1966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欧美深造归来的我国第二代骨科前辈如陈景云、王桂生、过邦辅、范国声、何天骐、周润综、冯传汉、吕式瑗等遍布全国各地，使西医骨科专业在全国逐渐普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骨科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骨科在各大医学院成为独立的一门专科，甚至在厂矿和县级以上的医院都设立了骨科专业，并举办了各种骨科医师进修班，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骨科的理论与技术得到了提高。卫生部委派方先之教授在天津组办骨科训练班，先后培养了600余名青年骨科医生，为我国骨科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骨干。60年代前后，骨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及断肢(指)再植等方面均领先于国际水平，创伤急救、抗休克、抗感染及创面处理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骨科研究所，多数大型综合性医院普遍建立了骨科病房。至70年代，床位超过30张的骨科病房已普及到部分地区级医院(部队师级以上的医院)，县级医院也出现骨科专业小组或骨科专职医师。北京、天津等地也相继出现了大型的(骨科病床在300张以上)、以骨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

　　三、骨科的艰苦时期(1966—1980年)

　　十年动乱，广大的骨科医务工作者所处的境况非常艰苦，但仍坚持临床工作和相应的研究工作。在努力完成治病救人的医疗任务的同时，遵循“医、工、研”相结合，在骨科的基础理论研究、骨肿瘤、显微外科与人工关节置换等方面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1.人工关节开始仿制研制：1970—1971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王琰、陈中伟等医生为治疗一位膝关节肿瘤患者，与上海手术器械六厂合作，定制了膝关节假体。接着采用上海钢研所提供的TC4钛合金原材料，又开发了头、颈分离的直柄型人工股骨头，在一年多时间内，临床应用于百余例患者。70年代初，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卫生局领导下，上海市成立了人工关节协作组，组长为陈中伟。他们用TC4钛合金制造了Moore弯柄型人工股骨头，并得到很多医院的认可，并逐渐取代了直柄型股骨头，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同时人工关节种类也发展到肩关节、肘关节、指关节和人工掌骨等。1971年，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与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郭兴唐等医师合作，开始选择材料试制人工关节。由于当时信息闭塞、资料缺乏，最初用316L不锈钢仿制了轴心式膝关节和钛及钛合金人工股骨头，临床实验发现前者强度低、易弯曲，后者易磨损、致使关节周围组织变黑。为此，从1978年开始研制铸造钴铬钼合金关节假体，先后为积水潭医院仿制出新Muller型全髋假体，为解放军总医院研制出自行设计的Jm2型髋关节。其中新Muller型髋关节由于质量可靠，疗效稳定，一直沿用到90年代末，后被新型骨水泥固定髋假体取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手术器械六厂、上海钢研所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戴尅戎主持下，对镍钛记忆合金植入器械进行了研制，先后研制了髋关节表面置换杯和小型加压接骨钢板。1983年，由王桂生教授牵头组织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与钢铁研究总院合作，签订科研协议，共同研制生物固定型钴铬铝合金人工髋关节，即珍珠面髋关节系列假体。珍珠面关节由于质量稳定可靠，术中可不用骨水泥，植入手术简单方便。从问世以来，国内一直沿用至今，各个厂家竞相仿制生产，截至2005年，估计在中国总植入数量超过10万余例。这一成果使我国拥有了自行设计的第一代生物固定型髋关节，提高了我国人工关节的研究水平，对于我国人工关节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

　　2.脊柱外科植入物的研制萌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卢世璧等医师开始尝试应用镍钛记忆合金棒对脊柱侧弯进行矫正。1974—1975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引进国外的哈氏棒系统，尝试对脊柱侧弯患者进行矫正。上海手术器械六厂与医院合作，开始仿制生产该系统。然而当时用于支撑的棒较多，而用于治疗侧弯的拉力棒较少，而且没有解决应力集中部位的设计和制造，临床断棒率高。

　　3.手外科的迅速崛起：1974年，上海手术器械二厂与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研制成首套显微外科手术刀包，安全医疗器械厂亦配合研制多种规格的无损伤缝合针，推动了断肢及断指再植手术的发展，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总之，“文革”至尚未完全对外开放的80年代初期，我国广大骨科医师、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生产厂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断探索研究，并开始研发骨科植入产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国际交流不畅，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因此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

　　四、骨科的飞跃时期(1980—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一切百废待兴，骨科事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在这一时期重获春天，基础和临床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一)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成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骨科学专业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骨科医师队伍日益壮大。1978年孟继懋教授、叶衍庆教授倡议并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后经申请，获得中华医学会批准，分会于1980年5月在天津正式成立，并举行了中华医学会第一次骨科学术会议。大会选举冯传汉为主任委员，聘请叶衍庆为名誉主任委员，陶甫、过邦辅、杨克勤为副主任委员。在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的带领和推动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等陆续成立骨科分会，推选德高望重、技术精湛、有科研成就、改革创新的同志为带头人，定期召开学术交流会，组织讲学班培养年轻医生，促使我国骨科专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二)《中华骨科杂志》创刊

　　《中华骨科杂志》前身是原天津市立人民医院(现天津医院)方先之教授主编的《骨科进修班通讯》，自1957年开始内部发行，于1961年改为《天津医药骨科附刊》。经过积极筹备，在全国骨科医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骨科杂志编辑委员会，由陶甫任主编，于1981年2月出版并公开发行了第1期《中华骨科杂志》，当时为双月刊。该刊一经发行，即受到了国内外医务工作者的欢迎，并及时改为月刊，重点报道骨科领域的科研成果、临床诊疗新进展及国内外的最新进展等。《中华骨科杂志》自创刊以来获得了一系列荣誉：2001年荣获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三等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2年荣获第三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自2001年起，《中华骨科杂志》连续7年荣获中国科协“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2006年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B类)资助，2008年在中华医学会期刊评选中获得优秀期刊三等奖。

　　(三)骨科亚专业及学组成立

　　1983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脊柱外科学术会议，198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吴之康教授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脊柱外科学组，吴之康教授担任第一任组长，此后骨科学分会根据国内发展需要，又相继成立了骨肿瘤学组、基础学组、内固定及外固定学组等。

　　(四)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飞速发展

　　在此时期，我国骨科临床诊疗水平和基础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除了广大骨科医生的艰苦努力外，主要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1.脊柱外科：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吴之康教授为首的老一辈脊柱外科专家，以极大的勇气，邀请当时的世界脊柱外科学会主席Armstrong(加拿大)来华讲学，举办了国内首届脊柱畸形学习班，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脊柱外科矫形技术，即Harrington、Luque、Zielk技术等。此后吴之康教授与张家港医疗器械厂密切合作，制造生产了国产的Harrington、Luque及Zielk等脊柱外科器械和内植物，并广泛应用于临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国内开创了治疗脊柱侧凸、脊柱后凸、脊柱骨折、脊柱肿瘤和强直性脊柱炎等的新时代，为我国脊柱外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天驷教授(1986年)以及我们先后引进了RoyCamille和Steffee椎弓根螺钉技术，在国内开展了椎弓根螺钉的内固定技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上海长征医院分别在颈椎病的外科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关节外科：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完善国产人工髋关节的临床应用效果评价外，1981年北京协和医院吴之康教授引进Depue公司的人工全膝关节系统，并与北京的器械厂家合作，仿制生产了国产人工全膝关节置换器械和人工假体，于1983年将其成功用于国内严重膝关节关节炎患者的治疗，并于1989年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骨科年会上作了全膝关节置换术的大会报告，引起较大反响。此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国内首个关节炎诊疗中心，系统地开展了人工关节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上海光华医院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人工肘关节置换术。总之，在此阶段国内的人工关节置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稳步发展，完成了质的飞跃。

　　3.创伤骨科：骨折的内固定技术是这一阶段骨科领域最活跃的亚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创伤救治理念和技术，即AO技术，并举办了多期AO学习班、研修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骨科医生。此外，国内有些医院还自行设计了梯形加压钢板等内固定器材，用于治疗骨折，以减少术后接骨板断裂等并发症，并对骨折接骨板取板后的再骨折机制等进行了研究。

　　4.骨肿瘤：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生存率，对于四肢骨肿瘤的治疗多数以截肢为主。但是，患者术后的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为此，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王桂生等采用体外循环，对患肢进行氮芥肢体灌注再结合截肢，使肢体恶性肿瘤患者的术后生存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宋献文、上海瑞金医院的过邦辅、广州中山大学黄承达等分别在肢体肿瘤的保肢、骨盆肿瘤的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有学者对骨肿瘤病理学诊断和鉴别诊断做了大量临床影像和病理切片的对照研究，为准确诊断骨肿瘤病理类型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5.骨科基础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广大骨科医生不仅注重临床研究，还非常重视相关基础研究。除了及时总结各自的临床经验、体会外，还广泛开展了骨科领域内相关的基础研究。尤其在骨折愈合机制、骨形态发生蛋白、骨科生物力学和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症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总之，这一时期，我们骨科无论是基础还是临床，均取得了快速发展。许多过去被认为的“禁区”被打破，许多过去不能治疗的疾病，如严重关节畸形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后凸畸形等，都得到了较好的治疗。

　　五、骨科走向世界的时期(2000年至今)

　　经过30余年的锤炼，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已步入大有作为的而立之年，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对骨科疾病的治疗水平、新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组织建设不断完善：自1985年脊柱、骨肿瘤、基础学组创建以来，骨科学分会不断根据骨科学的发展规律和潮流进行学组调整、合并、新建，目前已经拥有脊柱、关节、创伤、基础、关节镜、足踝、骨肿瘤、骨质疏松、微创、护理、康复、中西医结合等学组。为培养骨科学会的后备力量，2009年成立骨科青年工作委员会。2009年历经千辛万苦，完成了全国骨科医生调查，为将来的学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携手五洲，沟通四海：为了使我国骨科快速与国际接轨，在走出去的同时，如何在国内建成一个有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已成为骨科学分会的一个迫切任务。在全国广大同行的支持下于2006年创办了我国骨科界的国际品牌学术会议(即COA)，将过去3～4年举办1次改为每年定期举办。目的是搭建一个以内地为核心、以港澳台为辅助、辐射世界的国际骨科交流平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的眼光。积极促进中国骨科界和国际的沟通，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学术交流，从而扩大我国骨科在世界的影响力。经过8年的坚持努力，COA目前在世界上已有很大影响，参会人数已经由2006年的4 000余人增至2013年的1.5万余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骨科医生先后来华参加COA，使我们骨科水平和学术影响得到了极大提高。COA已经成为中华医学会所属专科分会最大的学术会议，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骨科学术会议，令广大国际同行对我们刮目相看。

　　此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不断沟通、交涉，解决了两个中国问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先后加入了APOA、骨与关节十年、SICOT等国际组织，大大提高了中国骨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制定指南，规范学术：在规范学术会议的同时，骨科学分会也制定了一系列指南与技术规范，例如《骨关节炎诊疗指南》、《骨质疏松骨折诊疗指南》、《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指南》等。骨科学分会制定指南规范时，不仅仅满足于一个指南的出台，而是在于有组织、有步骤地具体落实。即先推出专家建议，然后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在应用过程中汲取广大骨科医生的建议，去粗存精地提炼出指南，继而再去进一步推广，从而保证了指南的科学性、实用性和连续性。指南在规范骨科医生的职业操守以及医疗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转变理念，成绩斐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几代骨科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骨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治疗疾病种类越来越多：过去，由于技术的原因，我国骨科存在很多禁区，许多患者得不到合适的治疗。现在，从脊柱到四肢，基本已不存在禁区，所有的骨科疾病都可以获得治疗。(2)治疗理念的提升：过去，强调“生物医学模式”，现在强调“社会生物心理”医学模式，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围绕此理念，技术趋向“微创化”，尽最大可能保留患者的活动功能;在辅助手段上，日趋“智能化”，导航设施已经逐渐普及。(3)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国内同行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逐年增多，学术影响不断增大;继国际著名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的Lenke分型之后，国际权威期刊Spine于2005年又发表了中国的PUMC(协和)分型;更多来自中国内地的声音逐渐发出，标志着中国内地骨科已经逐渐走向世界。

　　5.倡导和谐，弘扬博爱：为体现服务于民、走向基层的思想，我国骨科医生多次深入贫困地区以及西部落后地区，按照“带好一家医院、服务一方群众、培训一批人才、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的方针，通过开展专家门诊、查房、手术指导、讲座授课、巡回义诊、访贫扶困等多种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医疗帮扶活动。这些专家们高尚的医德医风和精湛的技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众多的骨科医生以自身良好的医德医风、不怕苦、不怕累、乐于奉献的精神树立了中国骨科医生的良好形象。

　　不经风雨，如何见彩虹?患难之中见英雄。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4年云南地震等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中，众多的骨科医生总是挺身而出、冲在最前沿，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生命。一些骨科医生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医疗志愿者，他们的乐于奉献，也保证了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在2008年底，许多骨科医生因在抗震救灾和奥运服务中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国家和政府的表彰。

　　六、展望

　　面对骨科事业日益发展的现状，我们绝不能忘记我国骨科发展的历史。在此，让我们谨以此文一起缅怀那些骨科老前辈的功绩。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骨科的总体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尤其在基础和临床研究领域的数据采集、分析和成果转化及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努力。在当前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应时刻牢记“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患者利益为行医之本;此外，由于种种利益纠葛，当下骨科科研，不能形成大规模集团优势，造成国家科研资源浪费。未来应提倡“多中心合作”，只有协同创新，才能促进骨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发展;骨科的发展离不了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不断创新。然而国内市场大部分被洋品牌占领，未来应自强不息，加强产学研结合，大力打造国产品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加上我国是地大人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骨科的水平参差不齐，例如大医院与小医院、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等。从而造成了患者涌往大城市、大医院，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形成了恶性循环。为此，除了医疗体制改革外，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应关注继续教育问题，应更多关注指南与规范的制定、推广，从而逐步缩小这些差距，以便提高骨科整体水平。

　　现代骨科学在我国发展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发展较快，牵涉面广，文中难以面面俱到，本文仅是一孔之见，难免疏漏，甚至有不当、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