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祖国医学对民众的保健事业及民族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外科学却一直是她的薄弱环节，自明清以来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阶段;尤其是在胸外科方面，一直少有记载。

　　随着西方医学的发展迈入现代外科学时期，其开始呈现出不同特点：现代外科学立足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基础科学，同时以实验外科为手段来解决临床中遇到的问题。

　　胸外科手术具有风险大、创伤大、并发症发生率高、对麻醉及呼吸控制要求严等特点，是外科学中起步较晚的一个学科。我国胸外科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时间上稍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卓越成就、欣欣向荣的学科。

　　探索尝试(1934—1949)

　　1934年，董秉奇(1900—1955)在上海工学院附属红十字会医院率先开展肺结核的外科治疗，在13个月中做了120例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核，病死率仅1.7%，明显低于国外报道。

　　1937年9月21日，王大同在北平协和医院用肺门止血带法为1例22岁的女性支气管扩张患者成功施行了左肺下叶切除术，这是国内首次报道的肺叶切除术。

　　1941年3月14日，张纪正(1905—1984)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使用肺门血管支气管分别处理法为1例49岁男性肺癌患者成功实施左全肺切除术，这是我国首例全肺切除术。

　　1947年初至1949年底，我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1906—1984)在上海国防医学院、中美医院和上海澄衷医院共开展了50例肺切除术，病种包括肺囊肿、肺癌、肺结核和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外科常见疾病。

　　在食管外科方面，1940年4月26日，年仅30岁、时任北平协和医院主治医师的吴英恺(1910—2003)在麻醉医师马月青的配合下为1例58岁的男性食管癌患者成功实施了经胸食管癌切除术及胸内食管胃弓下吻合术，这是国内首次报道的食管手术，仅比西方同类手术报道晚2年。但1949年以前，国内食管手术仍然开展较少，且术后病死率较高。

　　在胸部创伤方面，1940年张超味在我国首先对1例右心室刺伤的患者成功进行了修复，这是国内首次有记载的严重胸外伤患者的成功手术治疗。

　　这些手术在当时中国国内具有开创性，在国际上也较为先进。在当时国内时局混乱、医疗设备缺乏以及人们对胸部疾病和手术认识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胸外科的先驱者能勇于挑战、不畏艰辛开展胸科疾病的外科治疗，确实难能可贵。

　　初具规模(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有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医疗保健事业增加投入。肺结核是当时威胁人民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当时医疗条件及认识的限制，手术是肺结核治疗的常用手段。这一时期国内各地从上到下纷纷建立起结核病防治所或胸科医院，胸外科事业因此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同时肺癌、食管癌、气管疾病的诊疗也逐渐受到重视，相应业务的开展迈入了新阶段。我国的胸外科事业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普及与发展，手术病种逐步扩大，手术例数大大增加，填补了大批国内空白，学术交流活动频繁，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胸外科人才。

　　1950年，中华医学会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担任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黄家驷担任司库，随即组织开展了结核病外科治疗等相关专题的调查研究。1952年，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会，其中吴英恺任秘书，黄家驷、董秉奇担任常务委员。之后，在中华医学会的组织下，我国胸外科工作者对外交流日益活跃。1955年，吴英恺和黄家驷共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外科学会第二十六届全苏会议，并作了“食管癌与贲门癌的外科治疗”、“肺结核病的肺切除治疗”的学术报告。同年，吴英恺作为新中国会员代表参加了国际外科学会委员会。1957年，吴英恺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外科学第十七届大会上做了题为“食管癌的外科治疗”的报告。1961年，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黄家驷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医学科学院第十五届大会，并当选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62年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吴英恺、黄国俊、李光桓、高润泉、张玮等在大会上报告了“华北地区食管癌发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食管鳞状上皮癌切除治疗的远期结果”，受到了各国专家的高度评价。1963年，吴英恺出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的国际外科学会第二十届大会，并做了题为“选择性低温体外循环”的报告。通过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既展现了新中国胸外科取得的成就和医务工作者的风采，又将国外最新的科学进展和临床经验带回国内，促进了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在肺外科方面，1951年，顾恺时(1913—2005)在上海南洋医院开展膈神经麻痹术及胸廓改形萎陷疗法治疗肺结核，开展肺叶切除术治疗支气管扩张和肺脓肿。1954年他开创了骨膜外塑胶球填塞术治疗双侧空洞型肺结核，这在世界上属于首创，并且得到了苏联科学院院士、胸外科权威安切罗瓦的极高赞誉。1953年，邵令方(1922—2009)在北京协和医院对肺结核患者率先开展了胸腔内粘连松解术，提高了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效果，使空洞闭合率及痰结核分枝杆菌阴转率超过95%。1954年，邵令方又改革气管残端缝合方法，对大支气管采用细肠线作连续双层缝合，丝线结扎肺段支气管后包盖肺组织，大大降低了肺结核患者肺切除术后的支气管胸膜瘘发生率。肺癌方面，1953年黄家驷即开始为肺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而呼吁;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石美鑫(1918—2014)在总结16个中心236例病例后提出，肺癌应早期诊断手术切除后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在此之前，针对肺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效果不佳，患者术后生存年限较短，乃与肿瘤发现较晚有关。1963年顾恺时提出，采用扩大肺叶切除术治疗肺癌既应最大限度保留健康肺组织，保障呼吸循环功能，同时又应最大范围清除引流淋巴结;1965年山东省立医院苏应衡分析422例肺癌患者，提出在肺癌的外科治疗中肺叶切除术效果并不比全肺切除术差。

　　食管外科方面，我国食管手术以及对食管癌的认识及治疗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并走在了世界前列。1951年，黄家驷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为1例因化学灼伤造成长段食管狭窄的患者成功施行了国内首例食管切除+食管胃颈部吻合术;此后他又率先将该术式应用于上段食管癌并取得成功。1955年，陈兆昌、李灏提出经右侧进胸有利于中段食管癌的切除。1957年，福州中国协和医院李温仁在国内首次成功施行结肠代食管术，至1959年他共报道24例结肠代食管术;20世纪60年代初，高尚志、姚震等在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完成该手术;1963年，顾恺时也开展了结肠代食管术治疗晚期食管癌。这些在国内均属于较早的一批。

　　1958年，吴英恺提出食管癌分型：蕈伞型、髓质型、溃疡型、缩窄型，为食管恶性肿瘤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依据。

　　1959年4月，“华北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科研协作组”成立大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成门外医院召开。河南医学院杨文献、沈琼、刘芳园，山西肿瘤医院李光恒，河北医学院第四医院张毓德，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曹献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成门外医院吴英恺、黄国俊参与了大协作，拉开了我国在食管癌高发地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食管癌防治研究的序幕。之后他们各自在选定的高发区开展食管癌的普查。不久，河南医学院病理科医师沈琼在世界上首创食管气囊拉网细胞学诊断方法，为早期诊断提供了简易的手段。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县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食物“粗、硬、热、快”与食管癌形成有关。食管拉网细胞学检查发现，70%以上的受检者有慢性食管炎，加上食物中缺乏维生素A和C，均可能引起食管上皮过度增生，终成癌变。20世纪7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等研究单位在林县测出，水及粮食都含致癌的亚硝胺是一个主要致癌因素。1962年以来，河南林县县医院在基层积极开展食管癌手术治疗。由于较多患者在现场普查中被早期发现，早期手术，因而术后5年生存率平均高达44%。被下放到该院的邵令方曾报道200余例属于一期食管癌的病例，经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高达90%，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963年，黄国俊统计了9个中心1 503例食管切除术，结果显示吻合口漏发生率4.3%，吻合口漏病死率57%，认为吻合口漏是当时食管手术亟待解决的问题。1965年黄国俊提出，食管手术并发乳糜胸后应在患者发生多器官功能不全前尽早开胸手术结扎胸导管;术前放疗能显著提高手术切除率，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华北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科研协作组带动了全国各地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也为多省市多单位开展医疗科研大协作积累了良好经验。

　　这一时期我国对胸外科其他疾病如气管、纵隔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有所突破。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成门外医院黄国俊使用细丝线间断缝合法做对端吻合术治疗1例外伤性右主支气管断裂的患者成功，此为我国首次文献报道的气管手术。1958年，上海第二医学院仁济医院王一山为1例肺结核患者行右上肺叶切除+支气管狭窄部切除及对端吻合术获得成功。

　　1962年，上海市胸科医院黄偶麟(1922—2005)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气管上段和喉切除造口术，并在后来全心投入气管外科的研究与实践，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首先开展了隆突切除术、袖状全肺切除术、气管隆突切除重建术、气管支气管成形术、气管开窗术等高难度手术，逐步形成并发展了我国气管外科。他还为一例长段气管缺损的患者施行了右侧支气管倒置、颈部造口术代替长段气管缺损的手术，这是世界上首次施行的支气管倒置替代气管术，得到了美国哈佛医学院世界著名气管外科专家Grill教授的赞誉，为我国气管外科在国际医学领域争得了荣誉。

　　20世纪50年代，国内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吴公良、黄孝迈等集中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医院，组成了胸部创伤专科医疗组，开展胸部创伤的专科手术治疗，为我国胸部创伤救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64年，傅尧箕在我国首先开展纵隔镜手术并取得良好效果。

　　1956—1958年，吴英恺负责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胸科专科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1957年11月，上海市胸科医院成立，首任院长黄家驷，副院长为兰锡纯和顾恺时。顾恺时率先倡导组织全国胸心外科医师进修班，从1957年开始，每年一届，为我国胸心外科界的人才储备和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以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很多胸科医院，我国的胸外科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生机勃勃的景象。

　　1949—1966年是我国胸外科事业迅速普及壮大的时期。尽管这期间我国的胸外科临床水平与国外比较仍有差距，但并不很大，而且处于欣欣向荣的态势。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我国胸外科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停滞不前(1966—1977)

　　“文革”十年浩劫干扰了国内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与秩序，严重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很多医院的胸外科以及胸科专科医院的临床业务和科学研究被迫终止，甚至不复存在。建国初期我国胸外科事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被政治斗争所破坏，专家和医务工作者遭到迫害，我国胸外科的发展停滞不前。但此时国外胸外科领域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新的检查及诊断技术、新的手术方式、新的学术经验，而我国胸外科全面停滞，损失惨重。这导致国内的胸外科实力再次与西方国家拉开较大差距。

　　其中值得赞许的是辛育龄领导的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研究获得了成功，将最初针刺麻醉需应用36个穴位简化到只需2个穴位即可完成肺切除手术。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由其负责为外宾演示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并获得了成功。

　　1970年，刚刚摆脱“牛棚”的邵令方发明了我国独特的食管胃吻合器，1973年开始应用于临床，吻合器的基本原理与现代西方国家制造的消化道吻合器基本一致。机械吻合器的使用使食管和胃之间难度最大的缝合由手工操作变成机械操作，不仅缩短了手术时间，而且减少了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可以称得上是食管外科的一项革命性进展。

　　“文革”中我国各个行业对外交流都受到极大限制。1973年吴英恺出席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外科学会第二十五届大会，并当选为1975—1977年度国际外科学会副会长。

　　恢复壮大(1978—1996)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我国各项事业逐步进入正轨。停滞了10年的胸外科事业逐渐恢复并且壮大，迎来了又一个迅速发展和提高的大好时期。这一时期我国胸外科事业不仅走出了动乱的阴影，迅速恢复，而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骄人的成绩。1979年美国医学会第75届医学教育会议授予黄家驷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奖，是我国胸外科界的一大荣誉。

　　1982年，在黄家驷、吴英恺、兰锡纯、吴公良等老前辈的提议倡导下，《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开始征求稿件;1985年，经有关部门批准，《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正式创刊。1985年10月初，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成立大会在沈阳召开，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就此宣告正式成立。首任主任委员由解放军总医院的心脏外科专家苏鸿熙担任，副主任委员由石美鑫、孙衍庆和黄国俊担任。同时在沈阳还举办了为期11天的胸心血管外科学习班。1986年11月，在刚刚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的组织和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支持下，我国第一次胸心血管外科国际讲习会成功召开，世界著名胸外科专家Lillehei、Kirklin J、Ross D等悉数出席，就此拉开了我国胸外科学界与国外同道开展大规模交流的序幕。1997年11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普胸外科学术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食管外科、肺癌外科、肺移植、胸腔镜外科、胸外伤等方面的国内外最新进展。老一辈胸外科专家吴英恺、邵令方、黄国俊、刘琨等均到场，并做了演讲或发言，对国内普胸外科事业的发展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之后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更加致力于与国际主流学会合作，以扩展中国胸心外科的国际影响力，与美国胸心外科学会、欧洲胸心外科学会等建立了官方联系，学会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显著提高。

　　自成立以来，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和《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胸外科的发展，推动祖国的胸外科融入世界。

　　一、食管外科方面

　　我国食管外科很早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世纪80年代，吴英恺与黄国俊合著的《食管癌和贲门癌》一书，由德国著名的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成为国际上食管癌的权威性著作。1982年他与黄国俊联名在美国胸心外科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食管癌研究及外科治疗1940—1980年进展”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和强烈反响，这标志着我国食管外科真正走向国际讲坛。

　　1979年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张涤生与上海市胸科医院黄偶麟合作运用显微外科技术吻合血管，实施了7例游离空肠移植替代食管，均获成功。1981年，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刘琨作为内地的唯一代表赴香港参加亚太地区第七届国际胸部疾病学术会议，在会上介绍了由他设计的“隧道式”胃食管吻合术。“隧道式”胃食管吻合术使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降至0.87%，是当时全世界报道的胃食管吻合口漏发生率最低水平。这一技术被载入多种教科书，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1982年，河北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张毓德报道世界首例胃腔内弹力环扎吻合术，这种方法可进一步降低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与此同时，消化道吻合器开始被普遍接受采用，国内也有厂家开始设计生产。1986年解放军总医院汤澧源报道，应用国产吻合器进行食管手术消化道吻合，吻合口漏发生率较手工缝合明显下降。

　　1985年，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高尚志率领团队完成课题“食管一层吻合术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意义”，结果显示该术优于两层吻合术。后来食管一层吻合术已经被广泛运用，从而改革了传统的两层吻合术。

　　1991年，寿化山报道改进的肌层内“隧道式”胃食管吻合术从1986年起应用242例，无1例发生吻合口漏。200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张汝刚报道23例保留迷走神经干的中段食管癌根治术，认为此术式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

　　我国在食管良性疾病及食管生理功能检测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几十年。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其璋自1979年开始从事食管良性疾病研究工作，并于1984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食管功能检查室，开展了各种食管疾患的功能检查和食管良性疾病外科治疗的研究，启动了我国食管研究的新篇章。以后，他和邵令方积极奔走，组织全国食管良性疾病学术会议。在他们的努力下，于1991年举办了首届全国食管良性疾病学术会议。

　　二、肺外科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后，肺叶切除术已经取代全肺切除术成为肺癌根治的标准术式，再加上支气管成形术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肺恶性肿瘤的手术适应证。术后辅以放化疗等抗肿瘤综合治疗，进一步提高了肺癌的远期疗效。20世纪90年代以后，气管、隆突、支气管成形术，以及肺癌侵及血管的外科手术也陆续开展，支气管成形术、肺动脉成形术已经在不少单位取得了丰富经验。肺减容术、肺移植手术也在一些单位先后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8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成门外医院黄国俊在分析50例支气管成形肺叶切除术后提出，为保证原发肿瘤得到彻底切除，支气管切缘应距肿瘤1 cm以上。198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汪良俊分析601例病例并提出，目前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是肺癌治疗的首选方案，常规肺叶切除术是首选术式。1992年上海市胸科医院丁嘉安报道17例病例，认为气管隆突切除及重建术对侵犯隆突的肺癌效果肯定，但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较高。1996年王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肺气肿肺减容术。

　　在肺移植方面，1979年，北京结核病医院辛育龄为2例肺结核患者施行肺移植术，遗憾的是2例患者后因急性排斥及感染无法控制，分别于术后7及12 d接受移植肺切除，均未能长期存活，但他开创了国内肺移植手术的先河。1995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陈玉平为一位肺纤维化的患者进行了单肺移植术，术后存活了5年11个月，这是我国首例长期存活的肺移植术。1998年，陈玉平完成国内首例双肺序贯移植术并获长期存活，这是我国肺移植外科的重大突破。2000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国良报道2例下肺静脉移植于上肺静脉成功，提出自体肺移植术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保全肺组织的根治术式。2004年12月28日，陈静瑜在无锡市第五医院在我国首次成功开展了非体外循环下序贯式双肺移植术。近年来，我国肺移植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三、胸外伤方面

　　20世纪70年代，第三军医大学王正国首先对肺爆震伤发生机制和救治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好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西南边境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胸部创伤的住院病死率已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9.8%下降到4.9%。20世纪90年代，第三、四军医大学分别建立了胸部火器伤的动物实验模型，开展了胸部枪弹伤和爆炸伤的实验研究。90年代以后，我国胸部心血管创伤的临床救治工作有了很大提高，急诊医学受到关注，很多大城市的大医院充分利用现代通讯、交通和便携式呼吸循环支持等医疗设备，建立了医疗网，在加强现场、运送途中和急诊室濒危患者监护和救治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胸外伤专家、急诊医学专家王一镗(江苏省人民医院)，他最初从事的是胸心外科，并且在胸部创伤方面卓有成绩。1987年他开始专注于急诊医学领域，成为我国该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并当选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微创化时代(1992年至今)

　　微创化是现代外科发展的大趋势。1990年底，电视胸腔镜手术首先在美国诞生。1992年该技术进入中国。迄今，胸腔镜手术已成为胸外科的常规手术和核心业务。胸腔镜技术引领着胸外科进入了一个微创化新时代。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992—1994)

　　1992年11月18日，在美国外科医师Michael Mack的指导下，王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标志着中国胸腔镜外科的诞生。这一年，在国际同行的指导和老一辈胸外科专家的关心和支持下，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新华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3家医院首先开展起了电视胸腔镜手术，造就了王俊、刘桐林、崔忠厚、朱恩良、单根法等我国第一批胸腔镜外科医师。

　　1993年，浙江省人民医院严志昆和朱理、福州军区总医院肖海、上海第二医学院瑞金医院杭钧彪、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王惠华、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谷兰海和沈阳军区总医院曲家骐等医师相继开展了电视胸腔镜手术。

　　1994年是我国胸腔镜技术起步中重要的一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何建行、天津市胸科医院卢文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李晓辉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梁正等又一批同道加入了胸腔镜外科医师的行列。1994年6月，《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胸腔镜外科学术交流及技术演示会”，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共95名代表参会，11家已开展胸腔镜手术医院的医师介绍了他们的初步经验。会议还安排美国的Tea E. Acuff医师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王俊进行肺楔形切除、肺大疱切除和胸交感链切除等胸腔镜手术表演。这也是中国外科医师首次独立进行的手术现场直播。会议同期举办了第一期全国胸腔镜技术操作训练班，培训了80名学员，为日后我国胸腔镜外科事业向全国推广发展培养了首批人才。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我国胸腔镜外科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二、成长阶段(1995—2005)

　　两年多胸腔镜技术的“启蒙运动”及第一届全国胸腔镜学术交流会和技术培训班的召开，为我国电视胸腔镜手术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仅1995年，国内有关胸腔镜的论文就达51篇，手术适应证也有较大扩展。1994年6月，何建行首次开展同期双侧胸腔镜手术。1994年9月，王俊完成第一例胸腔镜胸腺切除术。1995年6月，王俊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首次介绍了胸腔镜下的解剖性肺叶切除术;同年，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小儿胸腔镜手术。1995年11月，第二届全国胸腔镜外科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举办，参会代表170人，第一次介绍了胸腔镜食管癌手术、纵隔肿瘤切除、动脉导管未闭手术及肺包虫囊肿手术等较高难度的胸腔镜手术。从这次会议的数据看，到1995年底，全国开展胸腔镜手术的单位已达几十家，手术近千例，其中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和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术例数超过百例。

　　1996年11月，第三届全国胸腔镜外科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香港中文大学严秉泉和台湾长庚纪念医院刘会平到会做学术报告，两岸三地的胸腔镜外科医师首次走到了一起。

　　1997年，由陈鸿义和王俊共同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电视胸腔镜手术的专著——《现代胸腔镜外科学》问世，同年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胸腔镜外科学组成立。这是我国胸腔镜外科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两件大事，对于推动电视胸腔镜手术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1999年王俊在国内首次开展电视纵隔镜手术，稍晚告他又报告了国内首例胸骨旁纵隔镜手术。

　　进入21世纪以后，胸腔镜逐步成为胸外科临床工作中的常用乃至必备设备，被广泛认为是自体外循环问世以来胸外科领域又一重大的技术革新。2000年5月，我国第一个“胸部微创诊疗中心”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系统地开展胸腔镜、纵隔镜和硬质气管镜等胸部微创技术的实践、研究和教学、推广工作。 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胸腔镜手术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我国胸腔镜手术的技术普及和人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成熟阶段(2006年至今)

　　电视胸腔镜全面应用于肺癌和食管癌等胸外科核心手术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2006年，NCCN首次将电视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写入临床指南。正是这一年，全胸腔镜下的肺叶切除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始规模化开展，并逐步推向全国。胸腔镜技术临床应用掀起了又一轮新的高潮。胸腔镜手术在肺癌外科治疗中的地位逐渐确立;为了解决国人肺叶切除手术中淋巴结钙化多、粘连重等问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开创了广为采纳的“王氏手法”，并对手术器械进行了改良和优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群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伦旭等也对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方法和技巧做了有益的探索和优化，为这一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肺癌手术中的广泛应用使腔镜手术基本取代了开胸手术在胸外科的核心地位。

　　胸腔镜食管外科方面，自1994年王俊、曲家骐首先在国内开展食管疾病的胸腔镜手术以来，受腹腔需开放操作、手术环节繁杂等因素影响，食管癌的胸腔镜手术发展较慢，胸腔镜手术多限于食管良性疾病。近5年来，随着胸、腹腔镜的联合应用和普及，食管癌的胸腔镜手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地纷纷开展胸腔镜联合腹腔镜的全微创食管癌手术，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浙江省台州医院朱成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李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谭黎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允等对食管癌的胸腔镜手术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及优化，为推动此项技术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手术病例和手术经验的积累，我国电视胸腔镜手术在自我提高和完善的过程中也为世界胸外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比如，在胸腔镜交感神经链手术方面，李剑锋等报告了世界上病例数最多的一组长QT综合征的胸腔镜手术;王俊和涂远荣及其研究团队对手汗症手术的研究，为国际上这一疾病治疗的术式选择做出了有指导价值的贡献。中国人的名字和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国内胸腔镜文章和各单位胸腔镜手术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一些医学中心胸腔镜手术已占到了胸外科手术的80%以上。微创技术的应用使我国胸外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和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这一时期是我国胸外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

　　结束语

　　从1934年到2014年，纵观这波澜壮阔的80年，我国胸外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传统到微创，最终发展到当今技术先进、人才济济、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实属不易。回顾历史，我们为过去的成就感到骄傲。一代代胸外科同仁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中涌现出了一批享誉中外的医学大家。他们的成就和事迹是我国胸外科乃至医学界永远的财富!展望未来，我们将沿微创化的发展方向，充分融合现代科技，与国际同行一道，不断开创出胸外科事业更加辉煌的明天。